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0日15:28  新世紀週刊

新世紀週刊:《十月圍城》和香港影人的執念

《十月圍城》和香港影人的執念

  孫中山1905年來過香港,可惜記載只有隻字片言。這段語焉不詳的史料後來就成了《十月圍城》的故事線索。導演陳德森想像的這個故事非常傳奇: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孫中山,清廷的暗殺最終失敗。

  比「六十分鐘打戲無喘息」更有意思的是,片中的小人物都是不經意地走進了大歷史,有人為報恩,有人為復仇,有的人,則是為了重拾尊嚴。

  《十月圍城》問世之路坎坷多舛,陳德森熬了十年。其實十年鑄劍對香港影人並不新鮮,爾冬升《新宿事件》也用了這麼久。幫陳德森圓夢的是《十月圍城》監製陳可辛,他用一億五千萬為自己的北京公司「人人影視」打響了創業的頭炮。

  「陳可辛打算丟棄他的作者論,杜琪峰也要北上。」香港影評人文雋又在擔憂「本土無作者」了。「為什麼還要分港片不港片?」陳可辛說。其實除了票房,陳可辛這一次想積累的東西很多。《十月圍城》是他的支點之一,後面要撬動的是更大的世界。「市場大就生意好,生意好就空間大。」陳可辛想得很清楚。

  胸襟和意念堅守出的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可以大有作為。——且讓時間作證。

 

 

雙陳故事 路上十年

  整整十年,在經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非典」、車禍及喪母之痛後,導演陳德森終於搭建出那座「城」,和陳可辛一起拍出這部豪華動作大片。

  ■本刊記者/余楠(發自香港)

  在香港影壇幾近谷底的1999年,有這樣兩個瘋子:一個攝影出身的導演要拍攝一部警匪互有臥底的黑幫片,他要老闆拿出的投資是4800萬,其中一半的投資將為他腦海中超豪華的演員班底買單。另一位演員出身的導演要拍攝的是一部幾個小人物保護一個大人物的動作片,他要的投資更多——6800萬。更加離譜的是,全部投資的三分之一將用來搭建故事的發生地,它是1905年的香港中環。

  2002年12月,那部黑幫片問世。劉德華梁朝偉黃秋生曾志偉四位香港金像獎影帝和鄭秀文陳慧琳蕭亞軒三位當紅天後一起出現在片中,影片一上映迅速席捲全城,票房超過張藝謀電影《英雄》在香港的成績,榮膺年度票房冠軍。這就是劉偉強《無間道》。在這位「瘋子導演」圓夢七年之後,那部需要耗資6800萬的動作片終於問世,不過它的投資已經變成了1.5億人民幣。這就是陳德森的《十月圍城》。從最初醞釀拍攝算起,整整十年光景,雲煙一縷,杳不可尋。

  初醞「維城」

  十年之前,第一個幫助《十月圍城》初具雛形的是陳德森的朋友陳可辛,如今後者是這部片子的監製。當年,陳可辛已經拍完自己的首部好萊塢電影《情書》,結束兩年遊歷之後返港組建自己的電影公司。在四季如春的東方之珠,那幾年是很多港人生命裡漫長的寒冬,尤其是電影人。

  「你都想像不到那個時候電影是怎樣的狀況。」陳德森回憶說,「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整個經濟大環境就很差,再加上盜版的衝擊,從前我們一年能有300部電影,後來一下子就變成只有70部。很多人重新回到電視台,或者靠拍廣告、電視電影餬口。我的一個做副導演的朋友就去開計程車去了。」

  那是一段逆流而上的創業歲月。視野大開之後,陳可辛看到今非昔比,單純依靠本土已經很難再有建樹,於是躊躇滿志地規劃自己「新亞洲電影」藍圖,與陳德森、馮意清一道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s」電影公司。當年公司預計用一文一武兩部影片打響頭炮,武戲的拍攝任務就落到了擅長動作片的陳德森身上。《神偷諜影》、《紫雨風暴》、《特務迷城》等動作片都出自他之手。

  「我就跟陳可辛說我有三個想法。」陳德森說,「第一,要有六個義士。第二,這個戲,分成兩部分。前一個小時是文戲,很緊張,就是怎樣找到這六個義士,義士們以不同理由去參加保護大人物的這個行動,他們的感情世界要很豐富。後一個小時,我要從頭打到尾。他說哇,聽起來很有創意。」

  這些義士要保護的大人物到底是誰?這是困擾陳德森很長時間的一大難題。陳可辛當時給他推薦了一部電影,由父親陳銅民於1973年拍攝的電影《赤膽好漢》,講述一群好漢保護孫中山的故事,當年11歲的陳可辛參演了這部影片。在陳可辛的幫助下,大人物是誰的難題迎刃而解,最大的難題來自陳德森三大創意中的最後一個。

  「我說我第三個想法,就是我要搭這個城。」陳德森說的「這個城」就是這個故事發生的場所——1905年的中環,因此這個劇本最早的名字是《十月維城》,一字之差的那個「維」,是香港標誌之一維多利亞灣。在陳德森好友、編劇蘇照彬的建議下,影片最終更名為《十月圍城》。陳德森當時的想法是,按照1905年香港中環的原貌一比一複製。

  「陳可辛一聽,說,你沒事吧?那時候他也聽不進去。他說你要搭這個城,成本得多大?你有沒有回收空間?我們投資3000萬,如果戲好的話,還可以拼回來。你投資6800萬,怎麼收回來?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搭。他不同意,他覺得那時候的氣候不容許你這麼做。」陳德森說。

  陳可辛當時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救市」是香港影人的當務之急。這一年,香港影壇繞不開的一部作品是周星馳《少林足球》。2000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用連同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在內的七項大獎,前所未有地褒獎了打拼近20年的周星馳和他的新作《少林足球》。因為如果這一年香港影壇沒有這部作品,全港票房將倒退整整20年。

  非典之痛

  《十月圍城》的計劃擱淺後,陳德森離開「Applause Pictures」公司,去台灣做起了監製。武戲停拍之後,陳可辛公司的首部文戲問世,這就是後來和泰國導演朗斯·尼美畢達合作、鍾麗緹主演的《晚娘》

  在那之後,「Applause Pictures」公司投拍的「新亞洲電影」——與韓國導演許秦豪合作的《春逝》以及陳可辛自己擔任導演的《三更》等新作陸續問世。與此同時,陳德森在台灣監製的作品《台北晚九朝五》、《尋找周傑倫》也相繼問世,只是反響平平,並不成功。

  在那段日子裡,陳德森會不斷和形形色色的投資人提起自己的《十月圍城》。用他的話說,「十個有八個聽了會覺得我發瘋,他們都覺得根本沒必要建這座城。你拍的是人,幹嘛非要這座城呢?當時找遍香港台灣,都沒有人給我投。」在陳德森的記憶裡,當時所有人反對的時候,有一個人站出來力挺建城,他就是香港導演王晶

  最終打破僵局的是陳德森在台灣的投資人、UFJ銀行副總裁曾獻基。「他就跟我說,他們不做我們自己做,我一個人投,不要靠別人了。」陳德森回憶。曾經一起合作《神偷諜影》、《紫雨風暴》、《特務迷城》的團隊再次和陳德森站在了一起,在廣東佛山的南海影視基地,建城工程破土動工。這項浩大的工程,從碼頭到店舖、街道,甚至內海,一應俱全。

  而在此前,陳德森就已經開始物色演員。「我差不多接觸了所有的好演員,找來找去,找了半年,終於找到了七個。」在看過《武狀元蘇乞兒》之後,如今《十月圍城》中黎明飾演的乞丐一角最早屬於周星馳。李宇春那個打女的角色當年是找的台灣當紅歌手蕭亞軒,而梁家輝出演的革命黨一角,當時是找的張國榮

  儘管如今的陳德森已經信佛,但在他的記憶裡,佛山這個地方想必遠不像它的名字那樣滿腹慈悲。2003年春天,影視城搭景的工程完成不到三分之一,距離拍攝基地20分鐘車程的鄰村曝出中國內地第一例非典病例。當時身在基地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外界情形,反應最迅速的是香港媒體,鋪天蓋地的滾動新聞讓電視機前工作人員的家屬寢食難安。那時劇組班底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頻繁在電話裡安慰香港家人。

  疫情洶洶而來,最終還是超過了所有人的預計。直到媒體報道出首例死亡病例,劇組終於不得不面對停工這個難題。疫情依然在肆虐,《十月圍城》宣佈停工。那些木製的佈景,於是在梅雨季節裡,孤零零淋得透濕,陳德森體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受:春寒料峭。

  重創2004

  疫情退去是在半年之後,警報解除的第一刻,陳德森和自己的佈景隊第一個回到影視城迅速開工。在2003年的歲末,看著影視城裡呼之欲出的中環城,陳德森感到圍城夢從來沒像現在這樣如此之近,觸手可及。

  就在陳德森大夢將圓之際,當年在世紀末和他一起癡癡狂想的另一位導演劉偉強也正步入一段新的巔峰生涯。《無間道》一經問世便一發而不可收,首部曲成為內地引進的首部香港黑幫片,二、三兩部續集陸續籌備拍攝。在2003年6月,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簽訂。這些信息極大地鼓勵了一個人,他就是陳可辛。

  監製完兩部《金雞》系列和導演完兩部《見鬼》系列後,埋頭推進新亞洲電影的陳可辛,視線已經投向了中國北方,在那裡,他已經開始憧憬另一個更宏大的電影版圖。而陳德森的幸運之神打了一個照面之後,就不辭而別了。

  2004年2月8日,陳德森的老闆曾獻基在自己的私家遊艇自殺身亡。在遺書中,曾獻基稱自殺是因為財政困難。據陳德森介紹,曾獻基被生意夥伴欺騙,被騙金額高達十幾億港幣。當時的他已然無路可走。此時距離原計劃《十月圍城》的開機時間,只有一個月。多年後講起這段往事,陳德森依然難掩激動,他的總結是四個字:晴天霹靂。

  為了讓拍攝能夠繼續,陳德森聯繫了另外兩家公司,一家來自內地,一家來自香港。但是律師告訴陳德森,任何錢都不要碰,銀行還在告他。曾獻基生前供職的銀行以挪用罪名正在跟陳德森打官司。「其實我老闆被騙的錢是銀行的,投給我的錢,是他自己的。」陳德森說。

  至此,《十月圍城》前後已經搭進1500萬港幣。宣佈停拍的那天,「圍城」最重大的功臣之一、美術指導麥國強站在自己耗費五年心血的「中環城」前,哭了一個小時。他的孩子就是在輾轉籌備的這五年中誕生的,好多圖紙都是他當奶爸時抱著寶寶創作完成。

  就在陳德森老闆出事的兩周之內,陳德森的媽媽中風。接下來,他的姐姐患上癌症。隨後不久,他遭遇了一場車禍。在2004年年底,陳德森母親辭世。「那段時間,我整個人已經崩潰,什麼都做不了。」陳德森患上了抑鬱症。

  復活短信

  在車禍之後的三個月,大難不死的陳德森信了佛。「要想站起來,還是要靠自己。」陳德森說。後來他去了加拿大、印度。陳德森說,他用了將近一年時間,才慢慢好起來。

  「停拍在香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尤其是我這個戲,找過那麼多人,好多人都喜歡這個劇本。」陳德森介紹,正因如此,《十月圍城》後來才在整個香港電影圈無人不曉。在陳德森逐漸轉好之後,拍出《十月圍城》這件事有了特別的份量。「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更覺得,不做不行,而且必須做成。」

  就在陳德森繼續四處尋找機會,再度啟動《十月圍城》的時候,陳可辛邁出了北上的第一步。2005年,陳可辛的一部歌舞片《如果·愛》問世。完成這次試水之後,陳可辛獲得了征戰內地最重要的實戰經驗,兩年之後,雲集李連傑、劉德華、金城武三大巨星的《投名狀》誕生,並且登陸2007年年底賀歲檔。進入2008年年初,《投名狀》票房過兩億。

  看到朋友取得的驕人戰績,陳德森與有榮焉。得知票房已過兩億那天,他拿出手機給陳可辛發了一條祝賀短信。陳可辛的電話隨後就打過來了。「他就問我,《十月圍城》我還拍不拍?我說拍啊。他說好,那我們就來聊聊。」陳德森說那你得給我建那座城。陳可辛說了一個字:好。他非常清楚,拍攝《十月圍城》的時機已經來了。

  就在二人這通電話之前,陳德森剛剛經歷一次不小的打擊。當時他準備翻拍一部邵氏經典《血滴子》,演員已經談下周迅張震孫紅雷。但是開拍在即,最終流產。

  香港影人最不缺的就是行動派,二人一邊尋找投資,一邊開始建組。為陳可辛拍攝《投名狀》的攝影師黃岳泰成為《十月圍城》攝影。陳德森心中有一個願望:一定要找到當年那些人,能找多少是多少。令他喜出望外的是,當年的原班人馬幾乎無一例外,悉數重新報到:服裝指導吳裡璐、動作指導董瑋……心情複雜絲毫不輸陳德森的應該是美術指導麥國強,兩人當初設計的兩個半足球場大小的中環城,這一次將擴建到足足有五個半足球場那麼大。麥國強拿出多年前畫下的那些圖紙,開始在那上面更加酣暢地塗描畫寫。

  從2008年10月開始,整整歷時8個月,這座1905年的香港中環在上海勝強影視基地徹底竣工。

  2009年2月,陳可辛在內地的電影公司「人人影視」成立,依舊和他以前創業的思路一樣,與他一起組建「鐵三角」的是內地導演黃建新和近年來在影片發行領域表現不俗的於東。《十月圍城》新的身份是「人人影視」給觀眾的首份見面禮,上映時間鎖定2009年12月18日。陳可辛出任影片監製。演員陣容囊括甄子丹、黎明、梁家輝、王學圻、曾志偉、任達華李嘉欣范冰冰、李宇春、巴特爾等人,這個班底雖然不及《投名狀》豪華,但足夠吊起觀眾的胃口。

  圍城夢圓

  儘管提前做過很多預案,陳德森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還是在開機前降臨了。上海的梅雨季節提前來臨,淅淅瀝瀝地下了一個月。開機的第三天,陳德森向陳可辛提出了一個令對方非常意外的建議。「我跟他說,我們趕緊找人幫忙,拍不完的。」這是陳德森第一次拍攝在開機之初就宣佈上映日期的大製作,他坦言的確「壓力太大」。

  陳德森也清楚,12月18日這個檔期是聖誕來臨之前的黃金檔期。「要是推遲到明年,也就沒有了我們這個電影。陳可辛就跟我說,沒關係德森,我相信你。好好享受這個大製作的過程吧。怎麼享受?趕死我們啊。我跟他說,我不介意,這是我十年的一個大夢,我就想把它做出來。」

  接下來的情形的確遠不如陳可辛期待的那般令陳德森享受。最早進組的演員已經從2月開始算時間了。甄子丹後面的《錦衣衛》《葉問2》都已經簽約,李宇春也推掉所有商演和演唱會計劃。陳德森開始在每天拍攝結束之後整夜失眠。「我實在沒有辦法睡覺,打開窗戶眼前就是那個景。天天做夢,半夜夢中醒來,大喊的一聲也是『cut』,做夢都是在片場,壓力太大了。」陳德森服用安眠藥的劑量已達極限,依然不見半點起色。身形健壯的他病倒了。

  陳德森不得不離開片場,回到香港養病。回家以後,他關掉手機,不上網,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也不和任何人打交道。每天就吃一頓,有時連澡都懶得洗,其餘所有時間就幹一件事:睡覺。劉偉強就是在陳德森缺陣的這段日子裡來到片場救火。「在我們香港,幫忙拍電影是很常見的事情。」修整兩周後,陳德森回到了片場。談到回來的原因,他說一方面是陳可辛不停打電話,另一方面就是劇組「軍心有些渙散」。——大夢,畢竟是他的。

  這樣一組數字也許能說明擔任《十月圍城》的導演所需承受的強度:劇組固定人口400人,單日拍攝最多派發盒飯1000盒,服裝、化妝、道具每天開工時間是凌晨四點半,單場拍攝最多是五台攝影機同時拍攝,群眾演員最多一場為1000人的大場面,單日平均工作時間是12個小時。

  「60分鐘打戲無喘息」,這是《十月圍城》如今廣為人知的看點。就是為了兌現這個承諾,作為導演,陳德森的紀錄是連續工作26個小時——拍攝片中高潮部分甄子丹那場打戲。如今很多觀眾都從宣傳片中看到過這段從「跑酷」運動中獲得靈感的打戲片段,複雜的調度唯有在片中領略全貌了。

  《十月圍城》即將公映之前,原本計劃和它同一天登陸院線的《刺陵》《三槍拍案驚奇》都選擇將檔期提前,中影集團老總韓三平預言:《十月圍城》將創造新的傳奇。

  大夢終圓之際,陳德森滿身疲憊,也一臉興奮。他與《新世紀週刊》侃侃而談的地點是陳可辛在香港九龍的公司,維多利亞灣靜靜地躺在窗外不遠的地方,一片蜿蜒在海水中的狹長陸地是啟德機場的跑道,因為只有一條跑道和午夜至黎明禁飛,一度貨運吞吐達全球之冠的啟德機場十年前已經關閉。在幾十公里之外新界大嶼山以北,填海而造的新機場讓香港的上空更加繁忙。令陳德森欣慰的事情也在增多,比如那個開計程車的副導演如今又回到了電影圈做起了副導演。陳德森淡淡一笑:「香港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強的。」

 

 

 

陳德森:我沒有風格,我只有調

 

  很多人問我什麼風格,我都告訴他們,我沒有風格,我只有調。我不覺得電影是作者的,它是全體的

  ■本刊記者/余楠(發自香港)

  拍完《十月圍城》之後,陳德森的白頭髮比以前多了,他笑稱「十年一戰,一戰白頭」。歷經十年堅持,《十月圍城》終於問世。

  在陳德森的創作觀裡,電影分兩種:一種是「話題」電影,好像他的《童夢奇緣》,劉德華一天變老,就是話題;另一種是「值得」的電影,比如他的動作片《神偷諜影》、《紫雨風暴》、《特務迷城》,還有這次的《十月圍城》,觀眾看完走出影院後,會覺得票錢值得。——其實更值得玩味的是陳德森置身的立場:只有站在觀眾那一邊想問題的人,才會覺得電影要麼「話題」,要麼「值得」。

  《新世紀週刊》VS陳德森說「圍城」

  片子最後一個小時,果真「六十分鐘打戲無喘息」嗎?

  對。那六十分鐘是講孫中山從上岸到碼頭,再去辦事,再回碼頭離開。我就想一口氣給觀眾看看怎麼保護孫中山,其實設計就是每個人保護一段路,從碼頭到皇后大道,再到史丹利街,到百花街,到《中國日報》,再回到樓梯街,一個英雄保護一段。這個我也是自己想做的一個新的嘗試。你看不管好萊塢、歐洲還是香港,所有動作片都有一個模式:開場一個大打,15分鐘後來個小打,中段再來一個大打,從中段到結尾,兩個小打,最後高潮。我就想在《十月圍城》裡,打破這樣一個模式。

  你跟動作指導董瑋是一個拿獎眾多的經典組合,除了六十分鐘打戲不停,這次有沒有給觀眾別的驚喜?

  我跟董瑋合作很愉快,有很多導演不喜歡設計動作,說難聽點,有人是拍文戲的,他真的是不懂,可是我就很喜歡設計動作。其實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能為了打而打。拍特效,我們比不過老外。我們的動作指導去國外拍了這麼多年,老外也學會了我們的動作。可是中國人的功夫類型,還有這些功夫裡面的情感,他學不來。所以我就要用不同的動作去加入每個人的背景。

  每一個人,我給他的背景都很不一樣。像李宇春演的打女,她是戲子,我就把京劇裡的那些程式給她設計進去。甄子丹那個角色,受英國警察的訓練,要拳拳到肉,置對方於死地。巴特爾演的是孔武有力的少林武僧,以一打十。黎明那個是功夫世家,文武兼備,打起來就很飄逸。謝霆鋒,拉黃包車,街頭長大,隨手拿起個東西,就是武器,每個都不一樣。反派也是,一隊暗殺小組,不能只有一個人厲害,我找了三個在現實裡就是冠軍的人。一個是越南華僑,他打遍美國的比賽,又回到泰國打泰拳,在台上一分鐘就把對方撂倒。另外一個是《葉問》前傳的男主角,他自由搏擊拿了三屆冠軍,另外一個是《葉問》裡面演哥哥的那個演員,他是少林出來的,學少林拳。片子裡的每一個人,我背後都有設計。

  十年至今很多投資人在《十月圍城》這裡望而卻步,就是你執意要建城。你為什麼這麼做?

  其實就是為了最後那六十分鐘的打戲。如果不計代價,單純就是說要這些景來拍攝,其實馬來西亞有一點,香港有一點,廣州有一點。但是我怎麼可能這裡拍拍,那裡拍拍。十三個演員的檔期,我如果遷就演員,就要不停地飛。我的景已經花到了4000多萬,我再帶著劇組六百人到處走,不可能。香港有景,但不能拍動作,旁邊不是商場就是地鐵。

  很多投資人都希望你在影視城完成拍攝,但是你還是拒絕了,一直等到現在。

  這是一個發生在香港的故事,你說我怎麼能就在上海拍?《十月圍城》不是那種混的電影,我混不過去,我也覺得在騙觀眾,所以我就有點堅持。有個美國的投資人,一直就希望我把這個故事改在美國,因為孫中山在三藩的確被暗殺過一次,你查查歷史。每一件事,只要有要求,就不會太容易,就只有堅持。大雨一過,太陽肯定就會出來,我後面還有很多戲還是很難拍,但我還是會去做。

  據說你把編劇快逼瘋了?

  那是玩笑,不過我們的確給編劇壓力很大。有人問我自己改到第幾稿,不誇張地說,兩千稿也有了。那個編劇是當時我跟陳可辛兩個人一起跟他談,兩個導演跟他聊,他左腦右腦要一起用,很容易撞車,那個過程是蠻折騰的。

  笑談演員

  《十月圍城》的演員陣容很有意思,你為什麼選擇巴特爾這樣一個職業籃球運動員來參演?

  我想這個團隊站在一起的時候有點特別。你想,這樣一群無名英雄,應該來自五湖四海,當然應該是各種不同的人,所以我自己覺得很好玩。巴特爾來演也很特別,他的角色是一個少林武僧。以前只是想讓他來打,但是他來了之後,大家就很喜歡他,所以後來這個角色就有點中和的作用。《十月圍城》這個戲整體上是悲壯,巴特爾這個角色有幽默感,帶點喜感,他可以中和一下整體的味道。

  選擇李宇春也很大膽,當初不覺得太冒險嗎?

  其實打女方紅這個角色我們一直沒選到,當時我們一邊寫劇本,一邊就在選演員,劇本沒完成,演員就沒法談。我們製作組有一次在想演員的時候,正好在網上看到了李宇春的一段演出視頻,哇,這個人年紀不大,但是在舞台上很有魅力。她的這個角色就是一個戲子,角色的脾氣跟她也很貼,可能是一個嘗試吧。

  你看到她這次的演出,你對她從前的一些印象肯定會改觀。這個女孩子太聰明了,很有上進心。她是個歌手,在台上只是跳舞,從來沒打過,但是結果她一學就上手。一個從來沒有打過的,在我這個戲裡能打得那麼利落,真的很厲害。她自己非常用功,私底下打得全身酸痛,手都抬不起來,休息了三天才好。

  從今年開始,我們香港有最佳新人獎,我覺得李宇春和巴特爾一定都會進去,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不信你到時候去看。

  你曾說過你對曾志偉有些內疚,這是為什麼?

  十年前他就在我的演員陣容裡,不過當時他的角色是現在王學圻演的這個富商。後來陳可辛就跟我說,這四五年曾志偉給人感覺掌門人的印象太深了,你叫他演那麼嚴肅的香港富商是有點問題的,如果他的形象觀眾不接受,整個戲就很難搞。不是他演技不好,是怕他反效果。陳可辛不好意思跟他直接說,他們倆人情同父子,感情很深,我說沒關係,我去坦白。後來我去找他,我說志偉不要介意,反正你幫我的忙。他也覺得這個劇本很棒,他說《十月圍城》是他這麼多年來看過的最棒的劇本之一。

  據說梁家輝也跟曾志偉一樣,等這個戲等了十年。

  對,那時候他還年輕,練得一身肌肉,準備演現在胡軍這個反派角色,就是清廷派來的殺手統領,他自己非常喜歡這個角色。後來《十月圍城》再開始拍時,我跟梁家輝說,現在大家都老了,我也不想你受傷,你演文戲吧,幫我演《中國日報》報社社長,這是個很重要的角色,串聯整個戲的。他說,啊,我等你十年了,我就是為了演殺手那個角色啊。我說就是因為等了十年,所以我投桃報李,還要你演,你的角色是革命黨的香港領袖。除了孫中山,就是他這個角色是真實的。梁家輝書卷氣很重,我覺得很合適。

  平衡這些演員,你覺得困難嗎?

  倒也還好,其實我們六七個義士的線是獨立的,就是用王學圻演的富商李玉堂去串這些人,所以他們看完劇本後,就覺得是在挑戰自己,沒有去想別人。挑戰之後再看別人,覺得別人也都很好。《十月圍城》不是人物傳記,所以不存在什麼爭風吃醋。你像霆鋒,他那麼用功,也不計較,有的時候他就是做個背景站在那裡,因為他覺得別人的戲都很好看。

  入行以來壓力最大的一回

  《十月圍城》在你心中裝了十年,這個故事最打動你的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故事就是革命、愛國、為國犧牲,但是這些拍得太多了。我最喜歡的就是這是一群小人物,完全的無名英雄,其實他們很了不起。就像我們《十月圍城》,現在你們知道陳可辛、黃建新或者陳德森,但是還有好多無名英雄,沒有他們,我們「革命」也不能成功。我再去挖掘這些人物的故事,就發現在愛國的大前提下還埋藏著有很多私人情感。你看《十月圍城》裡,王學圻是愛國的,梁家輝是愛國的,但是其他的人,只是為了證實自己,死得有意義。有的為了報恩,有的為了下一代,為了親情、愛情、友情,都不是為了愛國。我覺得這樣寫,觀眾會多一個層面看這個事情,所以我是主旋律商業片不假,但我也有別的情感在走,這是我最喜歡的。

  你入行至今三十三年,是資深的導演,為什麼會覺得壓力這麼大,甚至病倒?

  時間太緊,這是所有導演最怕的問題。你比如《投名狀》沒有說鐵定哪一天上,但是我們這個鐵定12月18號上,這個很狠的。我真的面對不了,拍不完。當時我們因為梅雨季節,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演員的檔期已經定了,人家不可能不接戲啊,拍完我這個清朝戲要養頭髮的。我的心就急了,就沒辦法睡。半夜我吃到第三顆安眠藥的時候,也只能睡四個小時。天亮後我腦袋要自己醒過來,但是藥力還在,到片場整個人就很飄,這個戲是絕對不能飄的。但是沒有精神,你又沒辦法創作。所以我壓力太大了,我必須完全抽離一下。果然我回到香港以後,吃一粒藥就可以睡。一個禮拜以後,陳可辛就打電話說,你能回來嗎?軍心有點散漫了。其實沒有我也可以拍下去,可是這個組是我的一個團隊,我一走,他們就沒底了。他們也知道我壓抑,有壓力,他們也相信陳可辛、劉偉強,只是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團隊。

  假如陳可辛不一直打電話希望你回來,後果會怎樣?

  可能會休息更久,也可能也就這樣放棄了。太累了,你不知道那個累到什麼程度,我每天的夢裡還在現場,半夜裡大喊「CUT」,沒有離開過。本來6月份要關機的,但是我一看,起碼還要一個月才能拍完。後來我還是回來了,我覺得還是要把它完成,就算不是一個十年大夢,這麼做好像對我整個團隊,對陳可辛,對黃建新,沒有一個交代,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我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所以我就回來了。

  你自己也說「這樣的十年,我的人生中不會再有」。

  你說一個人一生有幾個十年?七八個,可能五六個,你不知道。大家這麼相信這個戲,為什麼?這個真不是個人魅力,是因為全是香港最好的一幫人,黃岳泰(攝影指導)、麥國強(美術指導)、董瑋(動作指導)、吳裡璐(服裝指導),這些都是全香港最受尊重的同行,一起來做,得益的是觀眾。

  我是做演員出身的,但是我臉皮不夠厚,我總是想躲到機器後面去,有時候我做演員,會跟大家有爭執,有時我從演員角度去看導演,我就會覺得,啊,為什麼他那麼討厭?其實所有的藝術都是人的藝術,你要讓所有人相信你做的事情是對的,一條心,非常難。有人問拿破侖,為什麼你百戰百勝?他就叫一個兵進來,說齊步走,那個兵就走,走到窗戶跟前,他沒有喊停,那個兵就掉下去了。我經常去講課,我一直跟人說,我是普羅大眾那一派,我說我不覺得電影是作者論,它是全體的。

  繼續做夢

  很多導演之所以選擇拍電影,就是因為希望實現作者電影,為什麼你恰好相反?

  很多人問我什麼風格,我都告訴他們,我沒有風格,我只有調。《童夢奇緣》要夢幻,這就是調。電影好不好看沒有定義的。你要讓觀眾進戲院,就是值不值得的問題,就是他為什麼要花錢去看。

  每一個戲都會有它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對得起觀眾,我對不對得起影展啊、影評人啊,對不起,不關我的事。我是為人民服務的,我要你開心,可能我嚇到你半死,我可能要你哭到半死,可能要你笑到肚皮撐破,我就是要你在那兩個小時裡「忘憂」。當然,前提是我要自己喜歡,自己感動。我不想拿獎,拿獎是別人給你的,也是想不來的,你為拿獎去拍戲,那是放屁。可能我不懂吧,但是我自己沒有這麼想過。

  你曾說你做電影有一個原則,就是要這個故事放在哪裡都能懂。

  對,昆汀·塔倫蒂諾在飛機上看完《紫雨風暴》,一下飛機就給我打電話。美國人後來就買走版權,要拍,如果不是「9·11」,我們當時和寰亞就已經去美國拍了。《童夢奇緣》,在非洲也能拍,一個小男孩,一個巫師。《十月圍城》也是,換成美國三藩市,也能做。

  但是我還是堅持《十月圍城》要在中國拍,要建1905年的香港中環。陳可辛是華僑,所以他愛國的那種感受肯定跟我們不一樣。我也希望能夠在白種人那裡,北美、歐洲那裡,爭取到他們對港片的一些信心。

  以你自己為例,你有沒想過為什麼你們對港片的感情這麼深?

  其實真的不是別的,我只會做這個。我曾經把自己的樓賣掉,去炒股,結果我的股票現在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你去問陳可辛,他炒股有沒有贏過,他也是輸,我們都不懂生意是怎麼回事。拍電影也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我辛辛苦苦賺了一層樓,結果去炒股,全部輸掉。因為我們做這個事是很理想化的,電影就是做夢,做生意、買股票不能做夢。

  我們搞別的,做別的東西都死得很慘,我們這群人又不能做生意,但是又喜歡拍片啊,票房啊這些痛苦的折騰。我覺得這種生活還不錯,也不是那麼富裕。觀眾去戲院也是尋夢,那你做個好夢、精彩的夢,就和他分享,所以我還是繼續做夢吧。

  (實習記者賓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陳可辛:《十月圍城》很商業,但也最接近觀眾

「我們做電影的人一定得有骨氣,我們的腰桿要站直,那就得電影賺錢。」

  ■本刊記者/余楠(發自香港)

  《十月圍城》是陳可辛在內地和搭檔黃建新、於冬組建「人人影視」公司之後的開門大作,他從不諱言這部動作大片致力的商業訴求。但也正是因為陳可辛的監製身份和個人品牌,《十月圍城》並不單純只是一部票房傳奇那麼簡單。

  陳可辛在香港的公司位於九龍官塘,杜琪峰、劉偉強的公司也在附近。這是香港有名的工業區,也是老電影區。陳可辛在八樓的辦公室裡,最別緻的擺設是那些各大電影節的獎座——一路打拼至今的若干大獎一字鋪開,站滿兩側。透過落地玻璃牆,並不難發現它們。但是走進他的辦公室,房間裡的長條沙發就將它們擋得嚴嚴實實,根本看不到。最容易看到的是窗外的維港,那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地標,也是令他們四通八達的大海。

  《新世紀週刊》VS陳可辛:最美好的事情發生了

  《十月圍城》很早就公佈了首映時間,面對今年這麼多賀歲片扎堆,這個市場一下火爆到這個程度,你是否感到意外?

  其實老實講,真的是行外人才會感到意外。因為這些電影不是突然間拍的,拍一部電影要一兩年,我們在業內不是閉門造車,我是不可能不看對手的。其實我早就知道今年有那麼多戲,因為今年拍戲的份量比往年多了兩倍。但問題是,你看起來好像這兩三個月裡面有很多片子,但其實大部分都在春節。反而我是沒想到今年竟然那麼少的對手。《刺陵》、《風雲》、《三槍》原本跟我們《十月圍城》四部戲都是18號上,結果跑了三部。我覺得這個檔期也是這幾年都沒試過的,所以其實我是意外那麼少的戲跟我們打。

  我在香港同一天打《新月》,打《阿凡達》,都是18號。《新月》就是《暮光之城》的續集,一天賣了1200萬美元。在香港,在新馬,我都是三部電影同一天上,那才叫打。

  兩年前你的《投名狀》和馮小剛《集結號》同台打擂,最終皆大歡喜,都是贏家。

  對,當時就是《投名狀》上了幾天《集結號》就上。所以這個檔期一起上兩個電影沒問題的,兩個電影都能上兩個億,為什麼不能有兩三部電影?現在我覺得有點太寂寞了,只有我們一部戲。(笑)我永遠不太相信那麼美好的東西,太美好的事情不可能發生,我怕到時候又會有變化。檔期這事沒法具體說,比如說你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賀歲檔票房那麼好,整個聖誕其實沒有一天是假期,為什麼聖誕卻是全年票房最好的一天呢?這個真的很難理解。

  你不覺得其他影片主動退出這場「硬碰」,是出於對於《十月圍城》實力的一種肯定?

  其實有時候不是他們自己,是院線的選擇。院線決定了你什麼時候上片。比如《風雲》一直說18號上,它在香港是一部不小的片子,地位很高,因為是香港本土的東西,但是在大陸它的影響力遠遠不及其他的戲,但他們就把自己在香港的地位想成是在大陸。其實《風雲》說18號上是上不了的,當時張藝謀跟我們都是定18號,所以哪有這麼多院線?《風雲》要上可以,人家沒廳給你,可能就一個廳,你要不要?他肯定覺得我們不能只上一個廳。所以這些不是片方決定的,是影院決定的。

  能賺錢才能腰桿直

  《十月圍城》投資1億5000萬人民幣,投資方多達9個,是公司出於分擔投資風險的考慮嗎?

  其實《十月圍城》沒有投資風險。這個我不是吹牛,這個戲基本上會有30%以上的利潤。1.5億的投資,雖然要3億票房以上。內地、港台和海外票房,達到這個成績我有信心。台灣我有自己的發行公司,我也相信孫中山的題材在台灣、香港都會受歡迎。

  今天拍這樣一個1億多投資的賀歲大片,肯投的大有人在,有9個投資方是因為我不想受制於人。只找一個大老闆,你就掉進所有內地民營公司跟導演糾纏不清的關係裡。那些民營資本家覺得他投的錢多,就會提很多不合理也很不專業的要求。很多不專業的投資方都覺得自己是專業的電影投資人,開口就說我們是什麼影視公司,每天我參加宴會都有人派發名片,一回來就把這些名片扔掉。大陸特別多財大氣粗的民營資本家,你還要跟他喝酒吃飯,我是完全沒有應酬的,我滴酒不沾。

  專業,是你衡量投資方最重要的標準嗎?

  對。做了二十幾年電影,我拍片子基本不愁錢,跟銀行借都可以。為什麼找保利?因為我希望找一個懂發行的人。再去找的其他資源也都是策略性夥伴,包括中影、上海文廣、江蘇廣電,因為它們能在不同的地方幫我們打廣告等等。包括湖南衛視、天娛李宇春等等,這些其實都是為了資源。當你有了那麼多的投資方,拍板決定就還是我們。如果找一個民營資本家,他來了就自以為是,他還去看劇本給意見,我不想這樣。我已經不是二十幾歲的人,沒有那麼多時間浪費在這些無聊的民營資本家身上。

  我跟內地導演最大的區別就是我不希望有這種不專業的錢來投資,我知道我的電影賺錢。很簡單,如果你是投資方的話,我說你投一個億,在18個月裡會賺3000萬,那你覺得你是老闆還是我是老闆?應該是我是老闆。我們做電影的人一定得有骨氣,我們的腰桿要站直,那就得電影賺錢。要是你拍文藝片,本來就不賺錢,那沒辦法,只能找民營資本家了。他就可能找個小蜜來做女主角,那你還談什麼骨氣?但我也不能批評別人,因為每一種電影、每一個導演都有他的生存方式,但那不是我的。所以我很自豪,在我做電影的二十幾年裡面,從來沒拿過所謂外行的錢。

  做導演我很難客觀

  在片場經常能看到你,你也一直在泰國做著一些後期工作,你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確實是個監製。其實監製是不應該每天在現場的,但是問題是我們在拍攝過程中發生了不少的問題,大片永遠有大片的症候群。導演有導演的問題,動作有動作的問題……每樣問題加起來,你就得回來把關。大陸片頭名單上有一大堆頭銜都是虛的,可能有人連劇本都沒看過就掛上監製的名。我認知的監製應該就是producer,理論上只有一兩個,一定是幹活的,絕對要知道電影的方向,知道劇情,甚至參與劇本。

  當我做導演的時候,我的技術跟我的技巧受制於我的喜好,我必須拍些我相信的價值觀,但是跟觀眾可能有衝突有矛盾,好像《投名狀》。《投名狀》其實是一部極其任性的電影,它用了所有的商業包裝,明星、大場面、戰爭、古裝、動作、武打,但是講的故事是非常不討觀眾喜歡的,因為它是講人的陰暗面,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很壓抑,大家都想美好,誰都不想看到《投名狀》那樣的結局。

  所以我做導演就很難客觀,因為我必須要對劇本很愛才能拍,做監製就不一定。好像《十月圍城》,這個戲本身就黑白分明,就是講一幫老百姓突然間收到一個任命,去保護孫中山。當時孫中山還不是國父,大家還不知道這個所謂的「孫大炮」,每個人出於自己的原因,就參與了救國。就像是《2012》這種災難片,災難片常常都用前面的一個小時去鋪墊每個人物的背景。其實《十月圍城》也是一個災難片的架構,這個戲也有些東西很能抓我,但對我來講它對人性挖得不夠深,但是有一個導演相信這個東西,我就去幫助他完成他的夢想,這就是監製和導演的分別。

  創業作文,不可失敗

  《十月圍城》作為北京公司第一部作品,是不是因為它具有很高的成功保險係數?

  作為我的北京公司「人人影視」第一個創業作文,絕對不可以失敗。其實十年前我就知道這是個很抓得住人心的商業電影題材,也是我喜歡的題材裡最接近觀眾的一個。其實導演年紀越大,喜歡的東西越不接近群眾。大家對《甜蜜蜜》評價那麼高,我不能說耿耿於懷,因為我得到了不少好處,但問題是《甜蜜蜜》確實是我的片子裡最不挑戰知識分子思維的。反而《如果·愛》也好,《投名狀》也好,《三更》也好,這些其實都是挖得更深的電影。《十月圍城》就是一部沒有那麼深的電影,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很成功的商業題材,最符合創業。我自己也想通過這部電影,把什麼是監製、監製和導演的關係,還有跟產業鏈的架構,以後商業電影的一套體系都在一部電影裡面建立起來。包括我訓練的團隊,宣傳、發行、製作、創作的團隊,都有一個模式可以複製,所以《十月圍城》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十月圍城》就是這個模式的第一部電影。我希望把《十月圍城》的每個經驗、每個步驟都記錄下來做一本手冊,給公司接下來參考使用。

  聽起來《十月圍城》的意義會超越《投名狀》。

  《投名狀》本身是一個很任性的東西。我本身抗拒拍大片,因為片子規模越大,就必須找一個越小的命題去滿足我的藝術訴求。所以《投名狀》很極端,表面商業,內裡很拗。但恰是這個非主流的片子,讓我發現原來大陸觀眾對一些比較挑戰的題材能忍耐,承受力比海外觀眾高,這個對我來講是很大的強心針。所以我後來決定在大陸開公司。

  做《十月圍城》呢,就是兩個原動力:一個就是市場,是利益。市場大就生意好,生意好就空間大。第二個,就是你連選材的空間都大。我在香港拍戲,已經知道要討好這些年輕人,已經做到鞠躬盡瘁,但是年輕人只喜歡官能刺激,你要講一點點命題的東西他都不要聽,我就很沮喪。大陸除了市場大,票房好之外,它還有一批很有水平的觀眾,使我們在藝術訴求上也能不停進步。前幾年我們商業票房不停進步,但必須以藝術訴求的退步為代價,這是很痛苦的事。《如果·愛》讓人很沮喪,《投名狀》讓我重拾信心,它讓我知道原來你只要拍得好,還是會有人會買票去看,所以才做《十月圍城》。

  《投名狀》之後,沒什麼不能平衡

  平衡《十月圍城》這樣一群明星是不是非常難?

  最難的我做過了,你說有什麼比《投名狀》更難?那三個那麼大的腕,每一個都比現在任何一個腕大,李連傑、金城武、劉德華都是國際大明星,所以老實講,平衡了這三個人之後也沒什麼不能平衡的了。但是坐導演那把椅子,又覺得我才是權威,我常常這麼說。人家問我監製大還是明星大,還是導演大,我說沒有誰大,誰的支票上的零最多誰最大。在一個商業行為裡面,你肯定是給你最需要的人最多錢,他的商業價值最高,就肯定他是這個電影成與不成的最關鍵。理論上他的權力最大。他不行使他的權力,那是他人好,他要行使他這個權利呢,他就絕對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在《投名狀》裡肯定是李連傑錢最多,理論上是李連傑權最大,就是這樣,不管你老闆、投資方、監製也好,誰都沒他多,自然他最大,別人都是孫子。有可能他很尊敬導演,那是他的人格問題,但是如果他人格不好,他肯定可以玩死你。沒了陳可辛那部電影都還可以繼續拍,但是沒有李連傑那部電影就沒了。沒了陳可辛那部電影拍出來不一樣,但是那個商品還會做成,只是變成另外一個,但那個永遠不是投資方的前提,投資方只要一個產品。

  為《十月圍城》爭取這樣一個明星班底,是不是你最大的貢獻?

  我最大的貢獻是題材。雖然這個題材是我爸的,但是我對它的掌控還是很強。可能是我家裡幾代的華僑情節,我們對「愛國」來得比較義無返顧,所以我在戲裡面還親自寫了很多比較愛國的對白,那些確實是內地編劇寫不出來的。因為他們可能會抗拒,我聽很多內地朋友都說不能出「愛國」,因為你們從小老師都說要愛國,愛國從一個主旋律的東西變成一個強迫性的東西,變得不是自發的,所以你們覺得愛國會很主旋律,但是我心裡的愛國真的就是發自內心,因為我們從小沒國可愛,所以我們對愛國有種夢想,現在講出來你肯定會覺得很過,但是在電影裡面你會覺得還是恰當的,這個我有自信。

  內地導演和港產導演

  你多次提到電影「好不好」,這個標準怎麼判斷?

  所有的好壞標準都是主觀的,只有一個標準是客觀的,就是票房。我為《南京!南京!》和很多人吵過架,我很喜歡那個電影,它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說你連《南京!南京!》都不喜歡,那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好電影。老實說,《南京!南京!》、《瘋狂的石頭》這幾部戲商業節奏計算得非常精準,它沒有多餘的片段。《南京!南京!》有一個很大的,像是文藝片的靈魂,但拍攝方法是很商業化的。這個電影要是外國人拍,講老外的,在外國早就拿了8個獎了。陸川寧浩、馮小剛,這三個導演是全香港哪裡都找不到的,香港沒有一個導演能拍得出《集結號》、《南京!南京!》、《瘋狂的石頭》或者《風聲》,我覺得這幾部電影已經做到電影的極致了,就是既商業又有藝術成分。

  但是絕大多數內地導演做商業片,玩不過港產導演。

  你要明白,大陸的導演都是從國企出來的,他們的傳統都還沒有丟棄,改革開放30年,電影的改革開放其實不到10年。大家還是就在製片廠裡面領每個月那幾千塊薪水,對他們來講就夠活了。你看張藝謀導演,他幹那麼多活,你再看他穿的那些衣服,他也不是一個很浪費的人。這是一個美德,同時這個美德也使得他可以喜歡拍什麼就拍什麼,因為他沒有生活的壓力。香港生活的壓力是很大的,小孩上學、交租等等,拍賣錢的電影都不夠活。所以香港導演一直生存在這個大壓力裡面,就得不停地去變通。人是很有彈性的,真的逼他的時候他什麼東西都能做的。我也不覺得香港導演會比內地導演有多強,很多內地導演的變通能力和理解世界電影文化和語法的能力是很高的。

  我看了張藝謀《三槍拍案驚奇》的片花很驚訝,我很喜歡他《三槍》的片花,我覺得他惡搞得很聰明,不像王晶那種,完全不像他拍的東西,所以我很期待。

  張藝謀近年來連續幾部商業大片探索都飽受爭議。

  不管大家怎麼爭議,這個人的地位已經留下來了。票房好是硬道理。這不代表我很喜歡他的戲。張藝謀導演是最早走商業路線的,他的那套美學放在商業電影上,其實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因為我覺得他摸不清商業電影這個藝術,商業電影也是一種藝術。我覺得張藝謀還抓不到商業電影的重心,他是用了一些很表面的東西。所以他前面幾部商業電影我很不以為然。但那幾部電影也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國電影產業化必須經過的一個步驟,他就做了經過那個步驟的領軍人物。這個東西誰來做誰就會挨罵,只是是他坐在那個位置,所以我還是很尊敬他。

  不棄港片  莫分「北上」

  之前你談到,您個人不覺得《十月圍城》是一部港片,你為什麼這麼說?

  我的意思不是說它不是一部港片,我只是說我們為什麼還要分港片不港片?《投名狀》算是港片嗎?香港人說不是港片,我說《投名狀》還不算港片那什麼算港片呢?香港有另外一套,香港那套就覺得你們都「北上」了,你們都放棄了香港電影。我說我沒放棄香港電影啊,我是香港人,團隊有香港人,它就是香港電影啊,我們在哪裡生存它都是香港電影啊。這個是站在不同角度講香港電影這個命題,你說什麼叫港片?在香港拍的才是港片?還是講香港的才算港片?

  當然,因為是合拍,《十月圍城》做了一些角色的調配。其實也不是完全因為合拍,因為我們真的找不到一個適合演李玉堂的角色,所以找了王學圻來演,他其實是戲裡面最重的角色。整個戲是圍繞著他的,別人都是其中一個義士。他是最重的一個角色,他是這個電影裡面轉變最大、犧牲最大的一個人,他的角色只要變成一個北方人,片子給人的感覺馬上就變了一半。包括香港版,我都不可能配廣東話了,那樣這個戲就很假了。因為我就把這個角色變成廣西也好哪裡來的也好,只要他不是廣東人,《十月圍城》的港味就少了。要是你用一個香港演員,它的港味就更重了。

  你是如今公認「北上」發展最成功的港產導演,你自己怎麼看?

  我希望有一天大家不再提「北上」。因為不再提,就不會再說你是香港來的,到最後,站得住腳就不分你是哪裡來的了。為什麼山西來的你不說山西來的,香港來的你要說香港來的,沒有人每天在說寧浩你是山西來的對不對?所以還是一起做事吧。

  (實習記者石璐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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